距離2016總統大選只剩下4個月左右，搶在各路總統參選人對民生與社福政策提出具體的政見之前，公平稅改聯盟、全國教師工會總合會、台灣勞工陣線為首的十多個民間團體今天（9/9）上午正式宣佈成立「年金改革大聯盟」，主動呼籲各政黨勿在選前提出任何年金或津貼給付項目的加碼政見，並要求下屆政府在選後6個月內啟動協商平台，全面整合、革新財務狀況岌岌可危的各項年金制度。

退休保障不應各自為政

自1993年政府開始研議勞保老年給付年金化，台灣社會保險體系裡的年金制度就一直是檯面上熱門的政策話題，但至今20多年來，所謂的「創制」或「改革」只構建出愈來愈繁複的多頭馬車，甚至淪為每逢選舉便恣意喊價加碼的政策買票工具。儘管近年來少子化、老齡化的社會趨勢逐漸受到重視，民眾對各項退休保障制度的財務平衡問題也普遍已有意識，不過改變的實際進展要嘛只是虛晃一招、缺乏實質作用，要嘛只是片面調整、無法回應結構問題。

公平稅改聯盟召集人王榮璋指出：「目前所謂的年金保險，通通都有潛藏債務，甚至已是這一代、下一代都無法負擔的地步。」根據審計部的統計，台灣各項年金保險的潛藏債務高達17兆8千多億元。如果負責勞工退休金的勞退基金、軍公教退休金的退撫基金和國民年金的國保基金制度再不做任何調整，軍人部分將會在2019年率先面臨破產、教師和勞工是2027年、公務人員是2031年，即使是2008年才剛開辦的國民年金制度，也會在2048年將基金全部耗盡。

此外，現行的農保制度雖非基金制，但對應退休給付的「老農津貼」是靠稅收支應，未來也很可能無以為繼。因此，儘管近年來老農津貼每每在選舉前加碼造成爭議不斷，王榮璋仍強調：「一年7,000元對老年農民的保障還是不足。我們主張應該將軍、公、教、勞、國、農等六項制度一併檢討、一併改革，追求一個可以讓農民和其他群體同樣獲得經濟安全保障的制度。」

改革目標首重化零為整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年金小組召集人吳忠泰指出：「過去由於激烈的政黨競爭，幾乎都是用加法，不顧一切地把所有東西疊上去，但每個年金制度的時代背景不同，制度之間不能交流，甚至有群體之間相互比價的現象。」

「目前的年金制度造成性別之間保障的落差、職業之間的對立、世代之間負擔與保障的失衡。」台大社工系教授傅從喜分析：「各項保障愈來愈高，這當然不是壞事，但問題在於分開、獨立地各自加碼，制度之間落差愈來愈大，步伐愈來愈凌亂。」依台灣目前人口、政經、財政的發展條件，已經沒辦法再支撐，所以「現在需要有一個常態機制來面對這個問題」，傅從喜認為：「我們要建立一個讓人可以信賴、把人連繫在一起的制度。」

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認為：「年金制度發展得錯綜複雜，即使是完全執政的政黨，可能都沒有能力來解決這個問題。」因此，長年針對不同年金制度進行倡議的各個民間團體決心組成年金改革大聯盟。該聯盟成立宣言提出的四點訴求，除了要求總統參選人「選前不加碼」、勝選政黨「選後不迴避」，更希望下屆政府邀集各政黨和軍、公、教、勞、國、農保等相關團體「召開協商平台」並且讓「討論公開透明」，將所有資料公開上網。

「年金改革的主角應該是公民，應該是由下而上的行動。」吳忠泰表示：「這是一份凝聚大家幾個月來共識和精神的宣言。我們整理了過去改革的疏失或錯誤，希望促成一次真正公平、合理的改革。」然而，在聯盟的四點訴求之中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改革方案，對此吳忠泰表示：「過去十年各種學者、團體已提出非常多的方案，所以台灣從來不缺方案，缺乏的是對話、步調和誠意。」王榮璋甚至坦言：「我們預期最好的、最有可能的方案，會是大家都不滿意、但可以接受的方案。」

年金改革大聯盟的下一步除了擴大民間連署，同時將拜會各政黨與總統參選人，希望他們能對年金改革許下具體承諾，在選後儘快建立協商平台。「我們擔心的是粗暴乃至於偏心的改革。」王榮璋強調：「近年來，各項民調都顯示有高達八成以上的國人認為年金制度必須改變，總統參選人不要低估了民眾對改革的期盼，但也不要妄想討好特定的群體。」

立法院昨日（9/15）開議，《就業服務法》修正案被列優先審議法案，其中原擬修正取消關於外籍移工「三年回國一日」的規定，然而目前卻傳出可能因仲介業者遊說而喊卡，為此台灣移工聯盟等團體昨日赴立法院前抗議，要求修法廢止這項歧視條款。

目前《就服法》第46條規定雇主聘雇外國人許可期間為三年，從事工作項目包括專門技術工作、主管、教師、運動員、藝術及演藝人員、海洋漁撈工、家庭幫傭及看護工等，但在第52條內容中提及「雇主得申請展延」，卻僅針對海洋漁撈工、家庭幫傭及看護工等限制，「應出國一日後始得再入國工作，且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期間，累計不得逾12年」。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陳容柔指出，過去「三年回國一日」的規定，是對於藍領勞工的歧視政策，也造成勞雇雙輸：對於有意續聘外籍看護工的雇主而言，照護將有移工離境的空窗期；移工須重新入境工作，則要再次付出大筆仲介費。

菲律賓籍家庭看護工Maan表示，來台前需花費新台幣一萬多元支付體檢、證件等費用，另外還要再付出九萬多元的仲介費，沒這麼多錢的她只好向貸款公司借貸。三年出國一次的規定對勞雇雙方並無好處，只有仲介獲得利益。

從事漁工的Joey則表示，他被強加收取的仲介費也達八萬多元，如果政府無法幫助勞工被超收仲介費，就應刪除三年回國一日的規定，如此就不會再被迫借款一次。

在這次修法討論中，也有仲介業者遊說指稱，若取消「三年回國一日」規定，將造成移工無法返鄉探親，Joey對此表示，在《勞基法》或工作契約的保障中，他們都本來就有權利返鄉探親。移工聯盟也指出，真正阻擋移工返鄉的就是龐大的仲介費。

昨日聯盟團體現場也演出行動劇，諷刺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為了仲介利益，協商放棄「三年免回國一日」修正，僅支持「延長工作年限」。目前移工在台工作年限為12年，在此次《就服法》修正也有立委提案放寬為15年或予以取消，其中立委楊玉欣強調以「留才機制」入法突破年限管制。

而在立法院上會期討論過程中，勞動部長陳雄文也對外表示，行政院今年一月人才政策會報已通過補充藍領技術人才案，後續將修法讓在台工作達一定期間，且具一定技術能力者，將透過配額評點機制，打破工作年限限制，預計在明年底前完成規畫推動。

對此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工作人員聶永莉質疑，所謂留才機制該由誰評估，如果移工曾經為自己的勞動權益受損而進行申訴，是否就不能符合留才條件，而白領外籍工作人員不需有此機制，但卻僅對藍領移工歧視設限。桃園群眾服務協會主任汪英達也表示，政府只向雇主及仲介利益傾斜，而移工在台沒有選票，在修法永遠成為被犧牲的一群，而今天聲援團體站出來抗議，就是要讓政府知道，不要以為移工沒有選票就沒有人支持。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今天（9/17）上午召開記者會，踢爆世新大學以高於市價二至四倍的租金，強迫陸生入住由董事會親屬名下所持有的不動產，質疑資金流入私人口袋，疑違反《刑法》342條背信罪，呼籲檢調介入調查，並要求教育部通盤檢討私校的公共監理機制問題。

世新強推高價宿舍

今年（2015）五月世新勞權小組初次偕同陸生揭露世新陸生住宿費收費過高問題，入學時即由校方強制收取一學期40,000元的租金，若以實際住宿一學期五個月計算，每人每月平均租金達8,000元。對照世新提供給本地生的校內宿舍（每人每月2,112元），以及學校週邊一般租屋市場行情（每人每月3,750到4,000元），整整高出了二至四倍。

曾就讀文化大學大學部、目前則在念台大研究所的陸生余澤霖，也比較世新與文化、台大的陸生住宿機制。在價錢方面，文化提供的宿舍每人每學期只要11,000元（每人每月2,200元），而台大太子BOT宿舍則是每人每月4,800元，價錢雖偏高，但仍然遠低於世新宿舍。最重大的差別是，文化與台大的住宿都不具有強制性，陸生可以選擇自行在外租屋，但世新則是強制規定必須住宿，在開學時就收取住宿費用。

宿舍為董事會家族所有私產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表示，根據台北市地政資訊系統登載的資訊顯示，目前世新提供給陸生的宿舍：「小九份」（北市試院路62之8號）、「紅樓」（北市試院路144巷1弄8號）以及寶慶街42號，三處都屬於「流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而流傳文化董事長則是世新副董事長周成虎的三等親。

以每學期700位陸生計算，每學期世新收取之住宿費就高達兩千八百萬元，若與租屋市價相比，差額則高達一千四百萬。林柏儀表示，校方為了服務學生提供宿舍是好事，「但為什麼收取這麼高額的價錢？而提供的三個地方又都是同一間公司所有，而且這間公司還都是你們世新大學的家族所有？」林柏儀表示，世新要提供學生住宿，不是建置宿舍以校產方式提供，而是轉一手透過家族創造營利機會，「高度懷疑董事會透過這個機制轉手將獲利歸到私人所有。」

私校監理機制待檢討

林柏儀表示，世新董事會的財務問題過去已有前科，周成虎的妻子張瀞文今年一月初才被台北地檢署調查認定在任職同為世新家族所有的正中書局總經理期間，挪用基金會款項四千多萬元，支付購買不動產、澳門度假村住宿費、股票等，事後張瀞文坦承犯行並回補挪用款項，獲緩起訴處分；而此次收取高額住宿費的流傳文化則屬於周成虎的阿姨陳秋吟，因此高度懷疑又是故技重施，呼籲檢調應該介入，要求世新公佈與流傳文化間的交易資料、帳目，以及交易關係人背景。

高教工會副理事長、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管中祥表示，世新的住宿問題反映了普遍私校問題，「私立大學財源除私人金費外，還有國家補助與學生學費，絕非絕非私人財產，應該接受公共監理。」管中祥強調，除了要監督世新個案上是否有「校產通私產」的嫌疑外，現有《私校法》當中對於董事會成員背景的公開透明程度、董事會親等相互關係的交易關係寬鬆，未來《私校法》應該有師生、工會代表進入參與監理。

身為全台唯一的外勞自主工會，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日前透過印尼籍漁工的同鄉親友網絡，得知屏東東港漁港傳出一起境外聘僱的印尼籍漁工在海上一身亡一失蹤的事件。然而，由於境外聘僱不適用台灣相關勞動法令，工會無法介入了解案件情況，僅知目前正由屏東地檢署偵辦當中。工會成員昨天（9/19）上午在南方澳漁港的印尼漁工聚會所舉行追悼會，並呼籲台灣政府正視境外聘僱漁工的勞動環境與勞動條件、賦予他們應有的勞動權益。

遠洋漁船上的不明悲劇

高雄籍漁船福賜群號（CT4-2742）是一艘「50噸以上未滿100噸」級別的遠洋小型延繩釣漁船。根據資料，該船是「臺灣鮪延繩釣協會」的註冊會員，主要前往印度洋海域作業，按理來說，每次出海作業時間可長達數月至一年。福賜群號於今年（2015）9月9日午間返回東港漁港，船上除了台籍船長、副船長和7名境外聘僱、於法不能下船的印尼籍漁工，還有一具在海上不幸身亡漁工的遺體。

據了解，死者為另一名境外聘僱的印尼漁工，名叫Suprianto（姓氏與其他個人資訊不詳）。福賜群號進港後，屏東地檢署接獲海巡署通報，隨即接手安排驗屍並展開調查。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理事長Iwan先透過同鄉轉述得知此案，後來又接獲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致電告知。

過去幾天，Iwan曾與同船其他印尼漁工輾轉取得聯繫。其他漁工表示，Suprianto在船上長期受到辱罵、毆打甚至以鐵鉤砸頭，後來身體出現異狀卻仍被要求持續工作，造成病情惡化，失去行動能力臥病在床，終致死亡。他們甚至透露，除了Suprianto，還有另外一位同伴（姓名不詳）在作業時不慎失足落海，但船長不但未進行搶救，反而將船駛離，「就當作一包垃圾掉入海裡一樣。」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秘書長李麗華激動地說：「我們連他的名字都無法知道。」

根據消息來源，本案已召開過兩次偵查庭。同船漁工在Suprianto過世前曾協助他錄製了一段「遺言」短片，已提供檢方作為物證。Suprianto的遺體也由法醫進行解剖，但鑑定報告估計需要2至3個月才會完成。

李麗華表示，由於死者並非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的會員，工會方面無法直接從屏東地檢署取得資訊，也不清楚檢方對案件的初步判斷。然而，根據公視新聞議題中心早先詢問屏東地檢署所得的資訊，檢方在初步檢驗後認為Suprianto的狀況「非一般受虐致死案件」，同時對應訊者的說詞似乎也有所保留，僅表示會連同落海漁工的部分，一併釐清是否有人為因素。

弔詭的是，Iwan後來又嘗試致電該船其他印尼漁工，卻始終無法聯繫上，種種跡象顯示，福賜群號很有可能已再度出海作業。案件後續會怎麼發展，目前看起來是一團迷霧。雖然素未謀面，但Iwan表示：「無論如何，希望最後能將Suprianto的遺體送回老家。」

境外聘僱猶如法外之地

台灣漁船在船長、大副以下的勞動力完全仰賴外籍漁工，早已不是新聞。台灣漁船在海上作業期間發生肢體衝突、人員傷亡的喋血悲劇，很不幸地，也的確層出不窮、履見不鮮。然而福賜群號上發生的事，曝露了過去極少被公開討論、甚至恐怕是台灣漁業最最幽暗的一面：境外聘僱漁工的處境。

從境外漁業基地招募工人，對漁業來說是尋常之事，世界各國皆然。甚至在一些主要漁場附近，直接從環境極端惡劣的海上接駁站拉工人上船，雖然總有不人道甚至人口販運的批評，但也從來沒能完全禁絕過。1990年代初台灣建立體制內的外勞管理體系，開放漁船聘僱外籍船員（即所謂的「境內聘僱」）而且尺度不斷放寬，但對許多漁船船主（特別是航程遠、單次作業期間長的遠洋漁船）來說，除非返台休整期間有必要的人力需求，境外聘用漁工「實惠」得多，除了更能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又不用受台灣相關勞動法規限制，能規避許多成本。

境外聘僱的漁工，雖然實質上就是外勞，但卻不由台灣勞動部門管轄，規範法源僅來自《漁業法》第54條要求主管機關（漁業署）應該「訂定漁場及漁船作業應行遵守及注意事項」的概括式描述。然而，漁業署其實一直到了2002年才訂定《漁船船主在國外僱用外籍船員作業應行遵守及注意事項》，其中雖規定漁工在國外港口受僱上船後15日、解僱離船後7日之內，船主或仲介都應該向漁船所屬遠洋漁業產業團體或漁會（而非勞動主管機關）提具船員名冊，但實務上形同虛設，通常惟有當漁工必須隨船進入台灣的漁港，海巡單位才會建立名冊，以發給臨時入國許可。

換句話說，台灣政府從來無法掌握本國漁船究竟使用了多少境外聘僱的外籍漁工，遑論做任何有實質意義的管理。

一具遺體，能不能打開一絲契機？

根據勞動部統計，台灣近兩、三年來境內聘僱的漁工總人數大致維持在9000至10000人上下，而一般都推斷，境外聘僱的規模至少要再加倍。儘管工作過程可能從來不曾「入境」台灣，這麼多的人受僱於台灣船主，長時間在台灣漁船上勞動、起居，卻不適用任何社會保險、職災救助的公共制度。一旦發生問題，他們最好的遭遇也只能得到小額意外險理賠，或者自行提出民事求償，這顯然並不合理。何況，國際法上早已清楚定義「船舶是國土延伸」，但台灣政府往往只在本國人受害時才積極強調主權，對同樣的空間中佔多數的外國人完全缺乏基本權益保障的窘況，卻幾無作為，等於坐視悲劇不斷發生。

今年34歲、來自印尼中爪哇的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監事Sunavto，從9年前開始先後三度為台灣漁船工作，從境外聘僱到境內聘僱，從遠洋漁船到近海漁船，他一次一次掙到了目前在南方澳稍微比較「正常」的待遇（每月實領17,280元左右）、作息（每次出海約1天往返、每個月有4至5天休假）和勞動權益保障。談起先前遠赴南太平洋甚至大西洋巴西海域的工作經驗，Sunavto激動的口氣裡仍帶著恐懼，「我曾經一整年音訊全無，回到家鄉，才知道家人都以為我過世了。」他還透露曾有一位同船夥伴因不堪長期壓力跳海自殺，帶給他不小的陰影，「在船上只有偶爾抬頭看見月亮的時候才覺得輕鬆，常常不知道日子究竟過了多久。我再也不想回到那樣的生活。」

過去境外聘僱的外籍漁工在大海上失去生命，多半如同石沉大海，很難事後追究原因。Suprianto的遭遇雖然令人悲傷，但至少他的遺體來到了台灣，可能打開一絲契機。藉由揭露這起事件，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呼籲：台灣政府應該將境外聘僱勞工全面納入國內勞動法規，改由勞工部門負責行政管轄，同時儘快清查、建立並掌握境外受聘僱漁工名冊，以利後續實施勞動檢查，甚至進一步賦予境外聘僱漁工團結、爭議與協商的勞動三權。李麗華說：「雖然這些訴求看起來可能還很遙遠，但政府必須要開始思考這些問題了。」

南港瓶蓋工廠守衛隊與數個文史團體今天（9/21）上午赴文化部陳情，強調南港瓶蓋工廠遭強拆肇因於北市文化局替官方的範圍縮小程序背書，中央應在地方主管機關不作為時介入代為執行，提列南港瓶蓋工廠全區為暫定古蹟。

由於北市長柯文哲曾在選前承諾「全區保留」，本月4日園區內部分未獲文資認定的建物因道路開發計畫遭拆除，柯文哲即備受抨擊。昨天柯文哲本人親赴園區視察，再度給予暫時停工的承諾，也暫時緩解了進一步的危機，然而，目前已經遭到拆除破壞的建物以及部分老樹，則恐怕難以還原，文史團體也藉此重批北市府的文資審議程序瑕疵，要求中央介入。

古蹟認定替開發總隊讓道

南港瓶蓋工廠範圍目前欲通過「東區門戶計畫」的10米計畫道路工程，南港瓶蓋工廠守衛隊召集人林怡君表示，去年（2014）6月20日第58次的文資審議會當中，其實已經決定了計畫道路以西都列為文資保存範圍並且經過公告；直到今年3月17日的第67次文資審議會議上，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提出「縮小保存範圍圖」，會議就在沒有通知提報人參與的情況下逕予同意。

根據縮小後的保存範圍，廠區的標誌性建築只「指定了半棟」，林怡君質疑，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保存範圍應該由專業人士研究後經文資審議委員會討論認定，但土地開發總隊根本不具有文資保存專業，如何能提出「縮小保存範圍圖」？林怡君也批評，文資審議委員會的目的是審議文化資產價值，應該以提報對象的歷史文化價值為唯一的依據，「怎麼可以用開發單位的角度來決定可以拆哪邊、不能拆哪邊？」

地方無作為 籲中央介入未果

南港瓶蓋工廠守衛隊召集人林怡君表示，由於北市文化局的消極態度，今年7月30日就曾行文要求中央文化部將工廠提列暫定古蹟，但文化部卻推說文化局已召開多次文資審議會議，所以「不能說是無作為」。直到本月4日，開發總隊在跟廠商簽約後逕自拆除縮小後不在保存範圍的建物（如圖示L棟），過程中更折損了逾30棵的樹木。林怡君強調，文化部現在唯有積極介入，提列暫定古蹟，才能保存證據，清查現狀有哪些東西已經遭到破壞，並評估損害價值、確認還能否挽救。

上午守衛隊成員與文史團體送交兩份陳情公文與文化部，不過文化部官員在接下陳情書後，現場回應仍然強調未達中央必須介入的程度，並表示就過去的文資審議瑕疵，可採取訴願等方式進行行政救濟。

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市政團隊，自上任以來，頻頻在重要施政上與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的民間團體發生衝突。最近一個多星期，才由文化局公告為歷史建築不到半年的南港瓶蓋工廠，就為了超大型開發案「東區門戶計畫」，被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的市地重劃工程動手拆除部分建築物，引發南港瓶蓋工廠守衛隊批評柯文哲背棄選前「全區保存」的承諾。結果柯文哲一句「反攻大陸也沒有」的輕佻回應，更間接造成守衛隊志工在上週五（9/18）佔領施工現場阻止怪手施工，雖然僵局在前天（9/20）下午柯文哲赴現場溝通並宣布暫時停工後已告一段落，但這起事件曝露出來的制度問題並未獲得解決。

事實上，昨天柯文哲前往南港瓶蓋工廠之前，由台北各地文資保存團體共同組成的「台北文資環境守護聯盟」，就在蘇迪勒颱風後爆紅的龍江路「彎腰郵筒」旁舉行記者會，直指台北市的文資審議機制過於被動而且充滿黑箱，正是造成文化資產永遠不敵都市開發、無法妥善保存的癥結所在。

文資審議，行政自由度高卻自廢武功

「柯P說南瓶不是他能管的，但南瓶之所以被拆，最主要就是因為土地開發總隊自己畫了一張縮小保存範圍圖，送到文資審議委員會給委員背書，結果竟然就通過了。」聯盟成員林奎妙表示：「這是非常『反主為客』的狀況，文資審議委員會本來應該站在文化資產的立場，告訴開發單位這裡有什麼價值、不該縮小範圍，但他們卻經常自我矮化，只要開發單位有需要，就來幫忙背書、幫忙劃，讓文化資產去符合開發計畫的需求。」

「自我矮化」這個評語，用得非常準確。

就法律的位階來說，《文化資產保存法》是特別法，應該優先於《都市計畫法》等規範一般開發行為的普通法。然而，細讀《文資法》及其行施細則的條文內容，其實只在母法的第6條提到了「文化資產之指定、登錄及其他本法規定之重大事項，應設相關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換句話說，對於如何決定什麼是、什麼不是文化資產，《文資法》其實開了一張空白支票。

積極爭取台北市最後一處聯勤眷村「嘉禾新村」全區保存的「好勁稻工作室」成員郁良溎表示：「現在的法規，相關機制訂得太模糊，所以文化主管機關的行政裁量權很大。」假如文化部門本身夠強勢，空白支票或許也沒什麼不好，但事實上，從中央的文化部到各地的文化局，幾乎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因此，非常諷剌地，文化主管機關「很大的行政裁量權」反而成了對文化資產本身「很大的不友善」甚至「很大的威脅」。

以台北市為例，台北文資環境守護聯盟指出文資審議的遊戲規則有兩大問題：其一是「程序啟動過於被動」，文化部門幾乎未曾主動調查轄區內的文史資產，而當民間團體或一般市民欲主動提報，只要其中涉及私有財產，承辦人員常以「尊重所有權人」為由搪塞打發，甚至流傳著「非所有權人的提報，通常只會列冊追蹤」的不成文規則；其二是「審議過程不透明」，即使案件獲得受理，而且進入實質審議，但民眾（不論是提報人、所有權人或其他關係人）卻無法旁聽審議委員的討論過程，事後也無從得知結論究竟從何而來。

「文資審議的過程是不公開的。提報人唯一的機會就是開會當天有3分鐘可以發言。」林奎妙說：「就像看病一樣，領號碼牌在外面排隊，輪到你就進去講3分鐘，講完就請你出來。」

保密防諜，最莫名保守的審議委員會

乍聽之下，如果你覺得還不算太荒謬，那麼你需要知道一個事實：台北市政府有5個跟空間發展有關、具實質審查權力的委員會，分別是「都市計畫委員會」（都委會）、「都市設計及土地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都審會）、「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都更會）、「環境影響評估審議委員會」（環評會）以及「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文資會），其中只有文資會不開放民眾旁聽討論過程。

原因是什麼？昨天（9/21）下午，台北市議員何志偉在市議會質詢柯文哲時提起這個問題，府方官員在一陣荒亂地交頭接耳之後回應：「這本來就沒有法規限制。」事實上，前述委員會除了環評會在組織規程中明訂「應開放市民旁聽」，其他都沒有確切規定，但只有文資會的討論過程一直完全不公開。

即使討論不公開，若能事後開放會議紀錄，也算亡羊補牢。只可惜，相較於其他委員會大多可以透過網路下載歷次會議紀錄（都委會、都更會、環評會），文資會的會議記錄更彷彿是「稀世珍品」，通常只有當天受邀出、列席的人才能收到。郁良溎無奈地說：「有時候案子被排入議程，身為提報人，我們既沒有被通知開會，也沒有收到會議紀錄，還得事後透過民代去調，才知道又發生什麼事。」

更糟糕的是，這麼保密防諜的會議紀錄，內容竟然常常缺乏參考價值。「給你一份會議紀錄，但裡面通常完全看不到委員的意見，只看得到結論，每一案的討論過程都是『略』、『略』、『略』。」林奎妙苦笑說：「不是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講三次喔！」

甚至，檢視今年5月以後文資會的會議紀錄，甚至連「委員討論」一項都直接刪去了，只留下結論。「都委會難道比較沒有建商財團的壓力嗎？為什麼都委會就能全程開放旁聽、議程和會議紀錄全部上網公開，而且還是前朝就在做的事情。」郁良溎批評：「主張公開透明的柯市府上台了，但文資審議卻愈來愈逆行倒施。」

轉守為攻，文資團體籲市府向文化彎腰

因為總是只有結論，民間團體看到的不是令人信服的專業判斷，而是每每碰到開發利益就自動轉彎變通的選擇性讓步。「萬華堀仔頭一口活水古井，是活的喔！只因為一件都更案要在那邊進行，文資會竟然決議要先把古井拆掉、再異地保存。」林奎妙直言：「怎麼會文化單位像在幫建商的設計圖開路一樣？」

從萬華區的堀仔頭、大同區的文萌樓、中正區的嘉禾新村、北投區的新北投火車站、松山區的松山菸廠乃至於南港區的南港瓶蓋工廠，在全市東南西北各地都被抗議連連的文化局長倪重華，日前在對媒體大吐苦水時提到「文化局沒有工具」。這句話並不完全算錯，有形的文化資產不論保存或活化，的確經常需要都市發展的規範制度相配合。甚至，讓一個空間成為官方指定的文化資產，有時候也不見得是保護其價值最理想的做法。這些道理，文資團體其實也了然於胸。比方談起南港瓶蓋工廠，一直堅持新北投車站要原地重組的BATTAO自主行動聯盟成員蕭文杰就提到：「即使文資審議沒有列入保存，也可以透過都市計畫的方法達到保存的目的。」

只不過，在現實中，每當行政層級僅及文化局長的文資審議委員會碰上由副市長主持的都市計畫委員會，向來只有前者配合後者清除障礙，罕見後者為前者戴錦添花，這是台北城市治理一直以來殘酷的主旋律。

「抗議再抗議，其實沒有用。」林奎妙說：「我們覺得應該換一個思維，把文資提報的權力完全下放給人民，也許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因此，就在一年一度的「世界古蹟日」（九月第三個週末）碰巧到來之際，台北文資環境守護聯盟高呼：「我要『古蹟』日！不要『滑稽』日！」他們挪用柯市府大肆宣傳的「開放台北」概念，提出了一套由下而上的文資保存新機制。聯盟成員李容渝說：「我們認為應該開放民眾自由登錄文化資產潛力點，只要集滿888個讚，市政府就必須啟動文資保存的措施。」所謂的「措施」，包括了讓在地社區組織參與保護潛力點、主動通報府內各局處，以及若有任何開發計畫，必須讓登錄人、按讚者充分參與討論等等。

誠然，這些以開放透明、權力下放與民眾參與等民權語言為論述基礎的改革內容，恐怕尚不足突破以「產權」為支配性邏輯、制約文資保存公共性的既定思維，也很難扭轉文化部門在政府裡的小媳婦地位，更別說要正面迎戰都市再生的推土機。但面對文資審議已顯得積重難返的閉門政治文化，直接動手加以拆解，無論如何是調理制度體質必須嘗試的一步。

為了宣示向市政府提出這一套構想，台北文資環境守護聯盟特地選在彎腰郵筒旁舉行記者會，並且把擬好的訴求文件裝進信封，直接投入。「彎腰郵筒是全台灣最幸運的文化資產，完全不用啟動任何程序，只因為大家很喜歡，就可以獲得保留。」林奎妙：「所以我們在這裡把今天的訴求寄給台北市公民參與委員會，希望他們可以感受到這個郵筒的『熱度』。」

「請向文化彎腰，莫向開發低頭！」一邊喊著口號，一邊模仿郵筒半彎著腰，經歷了大半年各地保存運動遍地烽火，這些長期忙於搶救、搶救再搶救的文資團體，把握住南港瓶蓋工廠爭議所撐開的縫隙，轉守為攻，以一種看似戲謔的姿態，向台北市政府投出了一顆體制改革的變化球。而且，隨著昨天柯文哲在市議會簽下「任期內文資會開放民眾旁聽」的承諾，他們似乎搶下了第一顆好球。

從2013年底到2014年初，陸續發生幾件重大的國際事件，分別是烏克蘭的政治動盪、柬埔寨罷工衝突、泰國反政府示威，以及委內瑞拉的政治衝突。各大媒體競相報導，各種評論跟分析滿天飛。對我們來說，一方面理解到這些事件的重要性，以及後續可能帶來的各種重大影響，因而感受到撰寫報導的急迫性與必要性；另一方面，我們也清楚意識到不管是報導或分析，必定帶有立場和觀點，因而必須審慎處理。

然而，即便我們不願照單全收西方主流媒體所傳播的資訊，但面對這些相對陌生的國度和領域，也難以馬上生產深度足夠的文章。甚至，如果連基本事實都無法掌握跟釐清，要如何生出更為批判、基進，與具備運動性的觀點？

為了突破這個困境，從2014年初開始，我們陸續生產了以下幾篇文章：〈柬埔寨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柬埔寨與我們何干？觀光與商機之外的台柬關係〉、以及〈泰國政爭十年動盪
紅黃衫衝突 為什麼？〉，除了盡力釐清基本事實之外，也嘗試發展出自己的觀點。例如在〈柬埔寨與我們何干？觀光與商機之外的台柬關係〉一文中，透過紡織業的跨國生產鍊，我們發現在當地設廠的台商，必須為柬埔寨工人的處境負上責任。我們也回顧了2011年台灣味王公司於柬埔寨以掠奪農民土地方式生產的「血汗蔗糖」；還有1998年台塑於柬埔寨丟棄3千噸汞污泥的環境污染事件等等，在社會運動的層次上，思索台灣和柬埔寨之間的關係和合作的基礎。

上述只是個開始，為了能夠持續地關注國際議題，我們在2014年9月，啟動了「南方國際編譯」專欄，持續引介或譯寫值得參考的外文文章。直到目前為止，已經累積21篇專欄文章，接近一個月2篇的產量，雖然不多，但仍維持一定的節奏。

同時，不滿足於僅止是譯寫文章，我們仍想要更進一步發展出自己的國際報導。但出國採訪一事，所需的開銷對於苦勞網來說，實在過於龐大。剛好，長期推動「另立全球化」運動的浩然基金會願意補助運動團體國際交流經費，我們就以「從台灣、亞洲到世界的運動連帶」採訪計畫，申請到浩然今年的補助。所以，眼尖的網友可能會在我們的財報上看到一筆專案收入。而這筆專案的補助款，也都會挹注於苦勞網2015年跟國際議題相關的各項新增的支出。

在今年的出國採訪計畫中，我們試圖將台灣社會的一些重要議題，以及社會運動的問題意識，放到亞洲，特別是東亞的整體脈絡下來看。計畫中包含前往了琉球（沖繩）採訪。琉球不僅地理位置和台灣接近，近代史上亦曾遭受多重殖民，捲入二戰。並在戰後形成的冷戰格局中，同處「東亞島鍊」的戰略位置。島上興建的美軍基地，是琉球民眾揮之不去的夢魘。蓬勃的反美軍基地運動，更是充滿琉球民眾試圖在美、日當中，尋求出路的嘗試。重新認識琉球的歷史經驗與反抗運動，不僅能反照台灣的處境，也是兩地人民未來相互理解與串連的基礎。

同時，我們認為這些社會議題，以及亞洲的區域狀況，都應該要與整體的世界局勢接軌，才能以更大的格局和視野分析我們面臨的各種處境。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從台灣到亞洲，再到世界的軸線，並逐漸摸索出一條實踐跨國社會運動可行國際主義道路。

帶著這樣的想像和期許，我們前往參加2015年，於北非國家突尼西亞所舉辦的世界社會論壇，並撰寫報導。世界社會論壇是另立全球化運動的重要集會。來自全球各地的NGO、社運組織在當中討論各種全球性、區域性的社會議題，並促成跨國界的交流與合作。據大會估計，本屆約有來自全球160個國家的7萬名參與者，以及超過4,000個組織參與。我們不僅撰寫了一系列報導介紹大會本身，預計近期內也將會產出數篇專題報導，將世界社會論壇上探討的一些重要議題帶回來。

當我們懷抱著前述對運動和議題開展的浪漫想像踏出國門時，總得面臨到現實的艱難。語言的隔閡、對彼此文化或歷史的陌生、在地的運動脈絡的進入門檻等等，都是必須要克服的問題。總之，我們正在一步步地走，希望能為台灣社會、台灣的社會運動注入更多能量。

拉拉雜雜說了這麼多，一方面想要跟大家談談前述，我們對「國際觀」、「國際接軌」的看法。另一方面，我們確實需要特別解釋浩然基金會專案收入用途，以免讀者及捐款者覺得我們在假哭窮。這筆經費全數都會在今年的國際議題報導及相關開支中消耗殆盡。

苦勞網目前每個月收支仍舊維持赤字，依靠過去存下來的資金維持運作。以目前存款消耗速度來看，可能會在明年遇到資金周轉的危機。為了維持媒體的獨立自主以及財務穩定，我們希望能以讀者們定時定額的捐款為苦勞網主要的收入基礎。因此，今年我們設定了定時定額捐款成長7萬元的目標。這7萬元，就是我們目前每月定時定額捐款金額17萬，和每月平均支出約24萬的差額，也就是說，如果苦勞網維持目前運作規模，能夠補上每月這7萬元的差額，就能達到收支平衡，邁向穩定永續的重要一步。

希望能增加100位，700元額度的新朋友，或是願意提高捐款額度的老朋友。一起「每人700，撐苦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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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收入189,655 ◆支出307,668 ◆餘絀-118,013 ◆2015年度累積餘絀-9,965 報表製作：姜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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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 ◆收入185,272 ◆支出291,418 ◆餘絀-106,146 ◆2015年度累積餘絀-116,111 報表製作：姜秀玲

2015.04收支 by cool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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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豪300、松菸森林公園催生聯盟6,000、善心人士200、陳惠美600、夏曼．藍波安1,000、張躍嚴500、ben 5,000、D&C 1,000、Fruitfly 400、善心人士500、角純婷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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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國160所大學校長因不滿勞動部與教育部針對學生兼任助理提出的「指導原則」中，明訂需按照《勞基法》替學生助理全數納保，向行政院提出聯名請願，要求將學生助理排除適用《勞基法》並停止「指導原則」。

今天（9/23）上午，台灣大學工會、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政大學生勞動權益促進會等勞團一同到行政院大門外，抗議此份連署，並喊出「校長蓄奴，學生吃土」的口號。此外，他們也譴責教育部提出的「學習型助理」與「勞僱型助理」兩種分類，將使「學習型助理」被排除在勞動保障之外。勞團認為，只要有工作事實，不論對象是否為學生，都應受到完整的勞動法令保障。

記者會上，學生向印有校長相片與言論的照片潑灑象徵血汗的紅墨水，抗議校長聯合剝奪學生助理的勞動權益。行政院提議學生派出10位代表入內陳情，但工會認為所有在場的學生都是陳情人，拒絕派代表入內，學生持續在門外抗議近2小時才離開。

針對6月17日開始施行，要求將學生兼任助理按照《勞基法》納保的處理原則，大學校長聯名提出的請願書上提到三項訴求，分別是「將學生兼任助理排除《勞基法》適用對象」、「停止保障及處理原則」以及「若無法全數排除，給學校一年緩衝時間」。政大學生勞動權益促進會成員吳昭儒表示，這份請願書預計在明天（9/24）院會中進行討論，屆時若行政院放任校方罔顧學生助理的勞動權益，勞團將會持續抗議，表達不滿。

吳昭儒提到，若將學生助理排除於《勞基法》之外，學生將可被任意減薪、發生職災也求助無門，因此學生方面也提出三項訴求：「全面落實學生兼任助理的《勞基法》權益」、「廢除『學習型助理』，避免『學習』二字被校方擴大解釋而被濫用」以及「擴大教育經費，補貼聘僱助理相關費用」。

而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表示，教育部發明「學習型助理」的概念是學生若因為有可能「學到東西」而在校內擔任助理，就不適用《勞基法》，沒有勞保健保等勞動保障。但他質疑，在任何機構、企業工作的員工也都能「學到東西」，如果政府放任學生助理不受勞動法令保護，未來所有人的勞動保障都可能被掏空。

況且，各校如何定義什麼樣的助理是「學習型助理」？林伯儀舉例，清華大學負責清理冰箱、發放點券等行政工作的宿舍管理幹部，新竹大學體育室中的負責蒐集與體育室相關的臉書意見和其他行政工作的助理，陽明大學校內則除了研究助理外的其他工讀生與教學助理，全部都被歸類為「學習型助理」，而師範大學則以「師徒制」宣稱教學助理並非工作，而是不受勞動保障的「徒弟」。

林柏儀強調，「學習型助理」的全名應該是「沒有勞動保障的學習型助理」，形同開一道讓校方為了節省勞健保費用與人事成本，便犧牲學生勞動權益的後門，行政院做為主管機關，不應該放任這種違法行為。

立法院尚未通過《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以下簡稱《自經區條例》），但教育部卻疑似偷跑，透過行政命令以「教育創新專案計畫」開放9間大學與國外大學合作設立14個專班。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昨天（9/23）召開記者會抨擊教育部踰越法律授權，開後門去除管制，這些專班收取學費最高可達近百萬元，將為台灣整體高教與學術環境帶來不良影響。

專案大學 示範收費不受限

立法院正在審議中的《自經區條例》內容包含開放大學與國外大學合作、引進教育資源，而根據行政院先前通過的草案，還取消了對專班的學費管制與上限規定。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指出，去年（2014）3月《自經區條例》送進立院後，引起社會輿論爭議而遭到擱置，直到今天還未通過，但教育部卻不予理會，不待立法院形成共識，直接透過行政命令偷跑。

根據高教工會整理資料顯示，14間專班每年向學生收取動輒70萬到90萬不等的學費，是一般大學超過十倍以上的數額。林柏儀表示，過去為了保障學生受教權，國立大學每年至多6萬，私立大學一年16萬，學費已經偏高，但仍然受到限制跟規範，但在這波開放的專班卻毫無規範，未來很可能會帶動各大學仿效高學費政策。

目前教育部已修改《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與《外國學生來台就學辦法》，前者針對本專案下與外國大學合作成立之專班，排除學費規範適用，只需調整後經教育部備查；後者則取消專班的外籍生名額限制。

以逢甲大學和西班牙Zaragoza學院合作推出的「物流供應鏈管理與創新創業雙碩士學位學程」為例，修業方式兩年，一年在台要價80萬元，第二年在西班牙則是75萬元；相比於逢甲一般正常學費一年10萬，高了近八倍之多；又例如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一般學生一年學費是6萬，但與法國藍帶廚藝學院合作的專班則要價75萬元，是一般生的12倍。林柏儀表示，教育部免除學費管制是長期既定政策，從大學自主自理、自經區、高教創新轉型條例，都希望去除對學費的管制，他質疑：「這種高昂學費到底誰能夠念？會不會在校內對一般生產生資源排擠？會不會變相鼓勵各大學若資源不夠就調高學費成立專班獲利？」

此外，林柏儀也批評，專班同時會造成不公平競爭，以高餐專班預計收取192名學生為例，每名學生收取75萬元，每年就有1億4千萬元之多的鉅額學費，這筆學費可以拿來打廣告、行銷、創造更多盈餘，未來可能形成每間學校都區分為「自經區」與「平民區」兩個世界的狀況，而且「平民區」也可能逐漸仿效往高學費政策靠攏。

「什麼樣的」國際學術交流？

林柏儀表示，工會支持國際學術交流，但應該強化政府的公共支出或補助，而不是以學生負擔超高額學費為代價。他同時質疑教育部的心態只是在台灣販售國際文憑，無助學術生產，「後進國家經常以向先進國家看齊為國際交流的目標」，允許他們來台收取超高學費，擴大他們與本地的教育資源形成不平等狀況，長遠來看反而不斷加深對歐美知識的依賴，無法提昇甚至阻礙自己的學術生產。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研究生張智琦表示，目前台灣各大學其實已經有許多國際交流模式，例如他個人曾赴交大的姐妹校香港中文大學當交換生，仍只需負擔交大的學費（一學期一萬多元），遠低於香港中大一學期十萬元的學費，就能享受到跟中大一樣的設備跟師資；另外，交大也曾請香港老師前來台灣開授課程，並且舉辦工作坊，「這些都是相對便宜且已經很普遍的交流模式」，也便利學生進行國際交流，不解「為什麼有必要性推出高學費的專班？」

張智琦認為，國際交流的目標，應該是讓家境沒那麼好的學生也有出國機會，提高整體學生的國際視野，而不是販售國際文憑，教育部應該把原本就存在的交流模式推廣得更為完善，讓台灣學生平時就可以上到外國學者的課程，給予更多獎學金與補助，「現在的交流計畫反而比過去的國際交流更高價、參與門檻更高。」

高教工會辦公室主任陳書涵認為，教育部在立法通過《自經區條例》前，應暫緩實施並檢討目前已開設的專班，不該以國際交流之名吸取高價。此外，她也代表工會表達反對目前立院通過正在審議中的《自經區條例》，要求把教育剔除在自經區範圍外。「條例中除了學費問題，對於教師的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也一併都去除管制，不適用《教師法》規範，只需要校方另行訂定辦法。」陳書涵強調：「一旦通過，可以想見會是高教危機的開始。」

綠黨成員王鐘銘在2013年5月23日至行政院參與聲援華光社區行動，抗爭過程中與警方衝突，遭以「妨害公務罪」起訴，並在今年3月一審宣判有期徒刑3個月、得易科罰金。王鐘銘提出上訴，但昨日（9/24）台灣高等法院判決駁回，維持原判決二審定讞。王鐘銘昨晚返回已遭拆除的華光社區原址，參與《妨害不公務》紀錄片放映會時，表示將拒繳易科罰金而入獄服刑。

除了王鐘銘即將入獄，同樣參與聲援華光社區的古振輝、林靖豪、張志綸、潘承佑、郭冠均等5人，也因2013年4月24日的擋拆集會（參見相關報導）遭檢警起訴，一審判處拘役50天、得易科罰金，目前仍在上訴當中。《妨害不公務》紀錄片即以五人遭起訴為事件主軸，回顧華光反迫遷運動的情景，質疑警方當時「封街」的合法性，並批判檢警濫用妨害公務罪打壓民眾陳抗行動。

王鐘銘現場哽咽表示，他在出庭時常被問到：「為什麼要採取違法的行為？」其中「為什麼」三個字每次都讓他感到疑惑，像是江翠國中參與護樹的居民及退休教師抗爭長達六年，「什麼合法途徑沒有試過？什麼人沒去找過？」結果樹仍被砍掉；華光社區這麼多年下來也一樣，「什麼地方沒有陳情過？什麼地方沒有開過記者會？」結果房子也被拆了。

「哪個抗爭不是想方設法，把想得到的所有路徑都用到極致？」王鐘銘反問，坐在檢察官位置的人，怎會蠢到認為群眾抗爭不會想方法解決問題，會一開始就推擋警方盾牌，用身體做最後的衝撞？後來，他更深深體悟：「你就是真的不懂，跟笨不笨沒有關係，你沒有待在那個地方，你沒有跟居民互動，你沒有聽居民說他們的故事。」

王鐘銘​曾因2013年參與江翠護樹行動，也遭法院以妨害公務罪判處有期徒刑3個月，已在今年一月入獄服刑完畢。王鐘銘表示，這次華光案再度被判刑，許多友人及綠黨成員都勸他繳交罰金，不要再選擇入獄，但他認為最後只有一個答案：「我們已經什麼方法都試過了，這是我最後一次能夠用我的身體做控訴的機會。」

目前正在上訴的古振輝則說，國家司法體系過去以《集會遊行法》壓制抗爭集體，現在則改用「妨害公務罪」，把一切社會運動抗爭行為「個人化」，變成一個人跑法院面對國家壓迫，但參與社會運動並不能淪為一個人的事情。

424案辯護律師高涌誠指出，華光社區土地所有權人法務部當初聲請拆除依循的是《強制執行法》，屬於民事程序，但現在證據顯示，當時執行法官並未下達大規模封街命令，因此當天警方封街並不是「依法行政」執行公務。法院一審判決認為警方可依《警察職權行使法》進行封街，但《警察職權行使法》其實並沒有封街依據，法院判決顯然有誤。

「警方執行公務是否依法行政，要不要先確立呢？如果它有瑕疵，你覺得國家有這個臉用這條（妨害公務罪）來處罰人民嗎？」高涌誠批評， 國家「依法行政」都是它說了算，但人民表達意見時「靠一下盾牌、碰一下圍籬」，這時候就沒有裁量的空間，公平正義已經傾斜。

內政部移民署今年（2015）推出6月推出了一款「晶片防偽居留證查驗」手機軟體APP，供民眾在iOS或Android智慧型手機平台下載，可隨時查驗外籍人士居留證效期，目的是防止雇主雇用到非法外勞，被外界批評是「歧視移工」，今天（10/6）上午，移工團體赴移民署要求儘速廢除該款APP。

「反歧視！廢APP！」數十名來自各地的移工聚集在移民署門口高呼口號。移民署表示，推出APP的目的是避免雇主雇用到非法外勞，以及簡便作業程序，雇主無需透過移民署各地服務站查驗移工身分，只需透過APP掃描移工證件即可；然而，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陳容柔批評，開放全民下載查驗APP，形同「讓全民成為老大哥，時時監控藍領移工。」陳容柔表示，台灣雇主要聘雇移工，原先就有法定程序，必須要申請並取得聘雇資格後，移工才會來到台灣。如果雇主本身就是基於便宜、好用，且更好管控的目的，而有心要雇用非法移工，也不可能會去使用這款APP。

在台工作的移工Michael表示，公權力是掌握在政府手中，但移民署推出這款APP卻讓包含仲介、雇主等所有人都有權力隨時可以檢查移工證件，確定證件真假，「感覺我們隨時都被當成是罪犯，所以隨時都要做檢查。」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司黛蕊（Teri J. Silvio）表示，移民署APP授權讓任何人都可以下載、隨時審查外籍人士的居留證，等同於鼓勵一般人民扮演警察的角色，決定誰有權力生活在台灣，「相反，就沒有一個APP讓我去審查我碰到的台灣人的身分證。」司黛蕊表示，移民署此舉等於鼓勵用國籍跟種族來區分出不同對待方式，將可能進一步鼓勵一般民眾在公共空間中都用懷疑的眼神看待不同的種族與國籍的人。

移民署在抗議現場僅派出移民署移民資訊組的分析師出面接受訴求，表示將把意見帶回去研議，未能作出承諾。移民署同時也發佈新聞稿作政策宣導，強調APP是便民服務，只會顯示居留證的時效期限，不會洩漏移工個資。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吳靜如表示，移民署APP表面上是針對所有外籍人士，實際效應就是特別打壓藍領外勞，解決非法移工問題是移民署、勞動部的責任，就因為勞工長期得不到幫助，才會被迫成為非法，政府不花力氣解決根本問題，卻動員所有民眾，針對看上去來自東南亞等第三世界國家的移動勞工，加強監視與檢查，強化對勞工與移民的歧視，將讓台灣成為國際笑柄。

「居住正義，不要再騙！」巢運團體去年（2014）10月4日發起夜宿仁愛路行動已屆滿一年，但政府在居住政策改革成效至今仍然有限，巢運發言人彭揚凱指出，台灣住宅問題十分嚴重，關鍵因素包括政府長期將居住價值矮化為購屋、放任房地產投機炒作、怠忽租屋市場必要發展。為此巢運團體於昨（10/5）「世界人居日」召開記者會，提出「2016-2019居住政策改革綱領」，並擬在近期拜訪各黨總統候選人，選後也將與公民國會監督聯盟等團體，一同倡議相關修法。

巢運團體將「健康的購屋市場」、「優質的租屋體系」、「完善的居住福祉」做為三大居住政策改革願景，並針對明年將上台的執政者提出五大改革訴求，包括「保障居住人權與福祉」、「完善資訊與市場管理」、「改革房地產持有税制」、「發展租屋供給與法令」、「健全行政組織與財源」。

政府推動「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已將近三年，對此房市改革行動聯盟代表花敬群批評，目前台灣實價登錄「去識別化」，讓民眾只能看某個路段的價格，但其實應比照國外經驗，揭露個別房價，甚至是交易紀錄價格。此外真實的市場資訊極度匱乏，例如預售屋賣了多少，餘屋、空屋狀況還有多少，這些民眾都不知道，甚至真實交易實價都有疑慮，政府因資訊不足也難以做出完整的政策規劃，因此實價登錄及相關配套應加速落實。

花敬群認為，也有太多業者提出各種房屋市場統計調程，但無法確認這些資訊是根據科學化過程，或是由人為捏造，而這些氾濫錯誤資訊卻誤導市場及政府，因此資訊改革是市場改革的第一步，才能減少房市炒作。

崔媽媽基金會執行長呂秉怡認為，租屋市場是解決居住問題的重要配套，但台灣現實租屋市場陷入黑市與地下化，幾乎多數房東未報稅，租屋過程未登錄，因此政府難以掌握，而許多頂樓加蓋及違建也有公共安全疑慮。

呂秉怡呼籲，所有房屋租賃應該適用《消費者保護法》，讓法令規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等事項，做為保障租賃權利的第一道防線，而地方消保官也可介入化解糾紛，空閒住宅亦可由政府或專業經理人「包租包管」。針對稅制改革，呂秉怡認為也應提供出租住宅房東輕稅，讓租賃關係得以浮上檯面，然而長期而言則應新訂《租賃專法》做為健全租屋市場的目標。

居住正義協會理事長黃益中表示，總統馬英九曾指「少子化」是國安問題，但是中經院、台綜院、台經院與金融研訓院等四大智庫，在人口結構老化研討會中，已指出問題是「高房價，誰敢生」，現在年輕人因為買不起也租不起房子，不敢結婚不敢生小孩，因此「居住正義」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黃益中認為，台灣負責住宅政策的行政組織人力與層級過低、資源不足，政府應當投入更多資源，應將內政部營建署改制成「國土與住宅署」，由租稅改革的稅收及土地開發財源等挹注於住宅基金，擴增住宅組織業務人力與預算，建立跨部會整合機制。

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議委員會今天（10/7）上午開會，議案之一是台東縣成功鎮三仙台地區的「滿地富遊樂區」開發計畫申請變更開發行為內容對照表。該案先前配合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管理處的道路拓寬計畫，如今工程已完成，要將位於計畫範圍邊角的9筆土地部分變更為「交通用地」，同時「無償提供」給政府使用，以致於計畫面積略減0.1公頃，各項土地使用編定面積也隨之微調，因此報請環保署是否同意變更。

表面上看起來，這只是一個單純的變更核備程序，開發單位的整體土地使用計畫並沒有太大變動，提供土地讓政府開路似乎也其有公益性。然而，2002年就已通過環評的滿地富遊樂區開發計畫，其實正是東海岸眾多陳年「未」開發案之一。這樣的問題計畫隔了13年再次回到環評會議桌上，卻不需要接受更全面的檢驗，凸顯了現行制度下環評許可沒有期限的荒謬性。

陳年舊案不斷規避環評程序

位於成功鎮市區東北方的三仙台海岸沿線，不但是東海岸知名的風景區，也是花東沿海保護區範圍內少數劃設有「自然保護區」禁止開發的重要生態棲地。滿地富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在十多年前取得該地區位於省道台11線與臨海的芝田路之間約10.5公頃的土地，巧妙地避開了自然保護區範圍，提出遊樂區的開發計畫。

這項計畫很快地在2002年4月通過環評、2003年1月取得開發許可、2003年3月通過觀光興辦事業計畫，一切就緒只待動工。然而，開發單位卻在2004年10月完成基地內水土保持相關的整地工程後，就停下了腳步。這是1995年環評制度實施後初期、審議較不嚴謹時常見的狀況，很多開發案即使通過了環評，是否開發仍然有很多變數，一旦進度停滯，就會產生後續捲土重來時的許多問題。

曾經擔任環評委員的環境法律人協會理事長詹順貴律師提到：「第一種情形是通過環評，但一直沒有取得開發許可，例如宜蘭的蜜月灣。」過了很多年突然重新啟動開發，但因為沒有法源可以要求將計畫退回環評程序，案子就會卡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審查程序上不斷角力。「第二種情形就是本案的狀況，通過環評，也取得開發許可，但只是表面上有動工，實際上沒開發。」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6-1條，若取得開發許可後超過3年沒有開發行為，必須先回到環評程序進行環境現況差異分析（簡稱「環差」），才能重新啟動。

然而，「有沒有開發行為」實際認定上有模糊空間。相較於環差進行了很多年、仍在7月底的環評大會被擋下的杉原棕櫊檳海渡假村開發案，滿地富先後透過水保整地、土地變更、道路拓寬、申請停工乃至於變更興辦事業計畫等方式「營造」開發事實，因此儘管基地上至今還是什麼實體建設都沒有，卻未被環保署要求進行環差。事實上，不只這個案子目前仍安處於隨時可從「假動工」轉為「真開發」的無拘束狀態，地球公民基金會花東辦公室主任蔡中岳指出：「三仙台一帶還有寶盛（水族生態遊樂區）、旭塔（觀光飯店）等案子，也都處於這樣的狀態。」

另一方面，滿地富這次提出的變更雖然幅度不大，但隨著道路拓寬劃出開發範圍，原本規劃的國土保安用地有所縮減，即使看起來很少（大約0.075公頃），但當然還是會影響基地的環境容受力，詹順貴認為環保署沒有盡到積極把關的責任，「至少也應該用環差辦理才對。」

「環評許可無期限」才是根本問題

三仙台一帶是阿美族的生活領域，有比西里岸、基翬、芝田等部落。來自比西里岸、曾經擔任過在地里長的陳明德先生說：「部落跟海域有密切的關係，食材很多都來自海邊。」但滿地富開發案提出的時間早於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當初環評根本沒有說明會、公聽會，也沒有經過部落同意，根本不尊重部落，財團想要怎麼開就怎麼開。」陳明德說：「十幾年來變化這麼大，如果要按照過去舊的地理環境條來通過環評，我相信部落絕對不會原諒。」

滿地富基地雖不在自然保護區內，但距離海岸只有百來公尺左右。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成功工作站專案經理黃苑蓉指出，三仙台海域是2012年才發表的珍稀台灣特有種「福爾摩沙偽絲珊瑚」的棲地之一，陸地開發肯定會影響珊瑚生態。在基翬土生士長、而且在附近海域討海超過60年的老船長楊尚次，除了批評開發後港口到部落的交通會出問題，更擔心遊樂區的汙水排放到海裡，會嚴重破壞生態和居民生計。

此外，緊鄰著滿地富、寶盛兩個開發案的基翬漁港，雖然看起來只是一個不起眼的簡易漁港，但卻是國際知名的衝浪點。蔡中岳表示，因為特殊的海灣地形，五、六月間基翬漁港一帶會湧進品質絕佳的長浪，再加上礁瑚礁，對浪人來說極富挑戰性。「每年大概有30天，這裡會聚集來自世界各國的浪人。」據說台東縣政府也曾動過腦筋想在此興建衝浪旅館，但「浪人都習慣待在岸邊等浪，根本不需要衝浪旅館。」蔡中岳質疑：「如果觀光建設的廢水都排進基翬漁港，試問有多少人還願意泡在廢水裡衝浪？」

基於各種原因，民間團體呼籲環保署比照先前針對杉原棕櫚案的決議，在《海岸管理法》正式確立海岸保護區層級範圍與相關規範、《原住民族基本法》提出部落行使同意權相關辦法之前，不要對滿地富的開發計畫做出任何決定。

結果，環評委員會今天雖然沒有明確承諾，但仍針對變更交通用地一事，決議請開發單位調整土地使用計畫，再送回來審議，如果真的無法做到「國土保安用地零減損」，則需提出充分說明。換句話說，球又發回給了滿地富公司。

但如果環保署再不考慮檢討長期未開發的老舊環評、不處理現行制度「許可永遠有效」的漏洞，那麼情況仍如蔡中岳坦言：「什麼時間點要做什麼事情，主動權都在開發單位身上。」在地居民只能根據基地上有什麼風吹草動去打探消息。這一次，陳明德說：「部落直到3天前才得知有這場環評，滿地富可能準備開發。」而下一次，又會是什麼狀況呢？

成功大學日前遭檢舉未幫學生兼任助理投保，勞動部認定兼任助理有對價關係，校方應依法納保，後續成大不服提起訴願，10月7日行政院訴願會表示，基於「成大與兼任研究助理之間尚難認定具勞雇關係、大學自治核心領域允應充分尊重，以及法制基礎尚欠完備」三項理由撤銷原處分，並建議在制度改變之前，勞動部應該先有更周延考量。

台大工會、政大勞促會、高教工會等數個勞權組織今天上午（10/15）赴行政院，對此訴願會提出的決定表達譴責，並提出四項訴求，包含要求全面落實學生兼任助理的《勞基法》權益，廢除違法的「學習型助理」，擴大教育經費，補貼納保相關費用，以及反對成大的訴願案結果，且不得沿用他案。

針對行政院訴願會的各項報告，勞團一一反駁。行政院訴願會指成大與兼任助理雙方尚難認定具勞雇關係，勞團則表示，目前已經累積至少24起兼任助理適用《勞基法》，並確認僱傭關係以及校方違法的案例，應足以累積成為「通案認定」，而這當中，又有12起案例並未獲校方提出救濟或者訴願遭駁回，亦即相關案例已終局確定，何來的「尚難認定」？而訴願會這次撤銷原處分的1起案例，相較之下才「只是個案」。高教工會更質疑訴願委員的專業能力與公正性，除了缺乏勞動法令的背景外，有多位曾經擔任校方主管階層，批評是「球員兼裁判，政院胡亂判。」

大學自治方面，勞團認為應該是在於「保障學術自由」以對抗外部國家公權力的「不法侵害」，然而，勞動部對於助理的僱傭關係判定是依據《勞基法》；對校方未替學生助理納保則是依據《勞工保險條例》，並無「不法」疑慮。此外，學生助理與校方的僱傭關係，和教師、校內僱員與校方的僱傭關係，在法律關係上一樣，若後者沒有「侵害學術自由」一律，前者亦同。

就法治基礎部分，勞團則指2008年兼任助理已經適用《勞基法》（可參考這個函釋），而在去年（2014）勞動部也發佈「私立各級學校編制外之工作者（不包括僅從事教學工作之教師）適用勞動基準法」，將兼任助理納入適用範圍，因此，並無法治基礎不完備一說。

至於訴願會提到的「大學與兼任助理的關係，長久以來均被視為是學習、教育的一環，不認為具有勞雇關係性質；無論於法理上、實務上、學校與學生的共同認知上，不曾有過爭議，已形成一種應受憲法保障的制度。」勞團批評，即便研究與教學過程中包含學習成分，也不影響僱傭關係的認定，行政院將此「僱傭」與「學習」視為無法並存的兩方，認為有學習就沒有勞雇關係，根本是忽略法律關係與勞動狀況的說法。

然而針對學生與勞團的訴求，今日行政院僅允許10位學生入內討論，此舉遭學生拒絕，學生要求所有代表全數入內，並於行政院門口靜坐至下午三點半，表達強烈抗議。

國民黨今天（10/17）下午在國父紀念館召開臨全會舉手表決「換柱」，工運團體所組成的2016工鬥連線，繼前天（10/15）前往行政院抗議年金改革愈改愈糟，今天再度出現在會場外抗議國民黨持續迴避國道收費員權益問題。

事實上，三個月前（7/19）就在同一地點，國民黨召開全代會鼓掌通過提名洪秀柱為總統參選人，當時工鬥連線核心團體之一的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就在場外抗議。一個月前（9/19），他們也曾前往民進黨全代會抗議，但亦未獲任何回應。

面對民進黨的「英派」，國民黨從「挺柱」到「換柱」，不論是「柱上」或「朱上」都沒有打算認真提出勞工政策，遑論對勞權爭議事件表態。工鬥連線批評國民黨「不顧勞工，換誰都敗」，同時也呼籲兩大黨於11月3日至6日參加「工鬥國是會議」，回應連線所提出的「年金、長照、約聘僱、醫護消、工會團結」與「國道放費案」等「五鬥一案」訴求。

另一方面，國民黨「換柱」之後，朱立倫幾乎確定帶職參選總統，也引發他違背任滿新北市長承諾的爭議。綠黨暨社民黨聯盟在新北市的立委參選人曾柏瑜、賈伯楷，今天也在臨全會外抗議朱立倫放著烏來風災、八仙塵爆等事件的後續處理不管，甚至不敢面對任內多起開發弊案，是一位失信於民的「落跑市長」，沒資格參選總統。

距離2016大選不到3個月時間，主流媒體上的選舉話題多半仍停留在不營養的政治鬥爭與空泛的政黨口號，而對大部分人來說，去不去投票只是存乎於一心，然而，不是每個人都能如此。身為台灣120萬身心障礙者之一，創辦殘酷兒、手天使等團體的同志運動健將Vincent說：「我今年50多歲，不知道已經投過幾次票了。但每一次我都覺得：投票箱跟我的輪椅的距離，是那麼的遙遠。」

由全台各地身心障礙者團體所組成的千障權益行動聯盟（以下簡稱「千障盟」），自2010年以來先後針對交通部、教育部、文化部、勞動部等行政機關提出政策、制度或服務「無障礙化」的倡議。今年（2015）他們將訴求的目光投向了中央選舉委員會，昨天（10/17）上午，千障盟在中選會所在的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外舉行記者會，抗議中選會持續推拖、敷衍民間對現行選舉設計諸多缺限的改革呼求，使得障礙者無法充分履行憲法保障的投票權。

障礙者投票權，簡單卻又不簡單

抗議行動首先以中華民國聾人協會「台北聾劇團」的行動劇揭開序幕，在5段劇情中，劇團演員以豐富的肢體動作取代口白，分別呈現不同障別在參與投票時會遇到的困難。

接著，今年千障盟的副總召、台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秘書長胡勝翔，代表全體宣讀4點「無障礙」訴求，包括：（一）中選會應行文要求公辦大型及各候選人政見發表會，都必須有手語翻譯員及聽打字幕，所有中選會相關新聞應有字幕，如遇臨時事件加開記者會，需有1：1手譯員直播畫面和即時字幕；（二）中選會應擬具「投票開所無障礙檢核表」，並於選前公布檢核結果、設置專線處理投開票所無障礙事務；（三）中選會須改善現行不利於視障者秘密投票的方式，提供依個人自由意志行使投票權的方法（例如提供語音報讀），並確保視障者能獲得公共資訊及選舉訊息（例如提供點字版選舉公報）；（四）中選會應針對長期居住在教養院、療養院等集合機構之住民提供「不在籍」投票的服務。

這些訴求在常人眼中也許看似枝微末節，但政府不管是沒做，或做了卻沒到位，都真真確確地衝擊著障礙者獲取選舉資訊甚至參與投票的可能性。

比方說，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會上通常設有即席手譯的小視窗。「他們說：『翻譯？有有有！這樣可以了啦。』但那麼小我們根本看不清楚，而且完全沒有字幕。去年同志大遊行的晚會，不但有手語翻譯員，還安排即席聽打員和投影幕，民間團體都可以做到，政府卻做不到，為什麼？」中華民國聾人協會理事長牛暄文直言：「全部都是藉口，難啊，沒辦法啊，其實就是懶！」

曾經居住在機構多年的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監事劉哲彰提到：「遇到投票，就必須想辦法自己訂復康巴士，而且還得自備電動輪椅，否則沒有人幫你推，就算訂到巴士，機構也沒有人力能陪你去投票。實際上，大部分人甚至沒有這樣的行動力，最後只能放棄。」甚至，障礙者即使住在家裡也困難重重，該協會總幹事林君潔說：「投票日都在週末，但復康巴士假日常常不開，家人也不見得有時間能載，這樣子對想投票的我們來說公平嗎？」

「每一個人的權益都應該被看到，每一個人的需要，都值得另外一個人去多想一想。」台北市心生活協會總幹事金林無奈地說：「只需要做一點設計，有那麼難嗎？」

「讓每一個人能充分地參與社會，應該是是唯一重點。其他技術問題，可以技術解決。」前來聲援的島國前進成員陳惠敏表示：「我沒有說不投票，你就應該保證我投得到票。政府一直便宜行事，千障盟爭取的不是多要的，而是本來就應該有的。」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副秘書長張惠美進一步在千障盟訴求之外，呼籲政府應落實「多元」投票方式：「通信投票、以行動投票車進行『得來速投票』，都是可以參考的方式。此外，保障身心障礙者的隱私，讓我們能自主選擇由何人代理投票，更是進步的做法。」

國際公約國內化，行政訴訟準備中

事實上，早在去年底九合一選舉前，千障盟就已經向中選會拋出了建立「無障礙投票環境」的需求。「可是最後只在網頁上做了小小的改善。」林君潔指出：「他們覺得很完善，但對我們來說根本不夠。」

「從去年到現在開了多少會！」胡勝翔指著中央聯合辦公大樓生氣地說：「現場不少朋友都去裡面開過會，每次會議都沒有結論，永遠開不完。」胡勝翔還透露，這次行動前一天忙於最後籌備，卻接到中選會電話通知不出席，「當下我真的很想拆了中選會！」

結果在行動現場，中選會雖仍有代表現身，但因為千障盟要求「對話」，現場警方竟以「沒有陳情文件」為由代為拒絕，引起全場不滿，後來中選會代表才再度出面接下活動新聞稿，但不願多做表示，態度十分強硬。Vincent直言：「之前美國有殘障團體用輪椅去進攻白宮，我希望中華民國政府不逼我們有一天必須要去衝撞總統府！」

不過，衝撞不見得是唯一武器。2006年聯合國通過《身心障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台灣也在去年通過立法將其國內法化。「從此以後，觀念已經改變了。」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理事理事張宗傑說：「過去是政府友善提供身心障礙者服務，現在則是障礙者有權利要求。這點意義深遠，因為它代表我們可以針對『不作為』提起行政訴訟。」

張宗傑指出，政府對落實身心障礙者應享有的選舉權利消極不作為，至少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8條、第57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14條以及《身心障者權利公約》第29條。「這些都可以提出損害給付和損害賠償。我們的律師團準備要提出訴訟，而且已經研究得非常充分。」他明確表示：「希望中選會趕快提出作為，問題都不難，只是有沒有誠意要解決。現在還只是記者會和抗議，將來就直接在法院見了。」

生活就是政治，投票權是第一步

要為了爭取投票權益，無論是走上街頭，或是告上法庭，對障礙者來說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千障盟的挑戰不只在於議題倡儀，也在於內部組織。台北市新生活自立生活協會創會理事長莊棋銘坦言：「這次抗議籌備過程，有些朋友表達：『無障礙投票雖然很重要，可是跟我們的生活關係太遠遙了。』但我告訴他們：『不是，生活就是政治。』我們需要非常多社會制度的支持、無障礙環境的配合，才有辦法在這個社會上平等、有尊嚴地生活下去。」

「讓每個政治人物知道身心障礙者的需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莊棋銘進一步呼籲：「當我們投票的權益被剝奪了，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和民意代表還會在意我們的需求嗎？無障礙投票是我們參與政治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在這個透著陽光的週末早上，現場來了18歲、22歲的年輕障礙者，他們拿起麥克風，勉力吐出自己的心聲，為千障盟後續行動注入了不小的強心針。「這不是自己的事情，這是大家的事情。」林君潔強調：「我們要為自己未來可能生病的朋友、夥伴，或者在不同角落沒辦法到自己選區投票的人所受到的阻礙，努力爭取。」

目前台灣將近60萬名移工之中，屬菲律賓籍超過12萬名，然而針對移工在台申訴事務，馬尼拉駐台經濟文化辦事處（MECO）日前規定須支付新台幣1,200元手續費，再寄回菲律賓本國的海外勞工部門處理。

為此菲律賓團結組織、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等團體及在台移工今日（10/18）赴MECO勞工中心外抗議，並以行動劇諷刺MECO將移工的申訴案以紙飛機丟回菲律賓，質疑菲藉移工長年被要求支付7至20萬元的非法仲介費，卻未見菲方政府阻止超收情事，反而在工人尋求協助時增加手續費門檻。

移工團體要求菲律賓政府應取消移工的營利仲介制度，由政府對政府進行直接聘僱，同時取消申訴手續費，並將申訴案件留在台灣處理，以利申訴當事人在台直接作證、保護自身權利，而MECO官員代表最後也在現場接下移工陳情書。

每每談起台北市市定古蹟文萌樓的保存運動，最特別的一件事，莫過於它讓向人們證明了：330萬，在當今台北的房地產市場，也可以成就很多事情。

330萬，是現任屋主劉順發與林麗萍在2011年買下文萌樓地上權的成本，為他們取得了參與周圍都更案和爭取數倍獲利的入場門票。330萬，也是2012年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被屋主狀告「侵占」一審敗訴後，在一星期內公開籌募到的擔保金借款，讓他們得以抵擋假執行，繼續使用文萌樓推廣妓權與性／別教育。330萬，從此變成文萌樓的魔術數字，既是生財的密碼，也是保存的防線，隨著都更案與訴訟案同步推進，曾經化做不同的喊價數字與卡位籌碼，撐開了保存爭議的戰線。

如今，文萌樓已經劃出私辦都更範圍，傳說中的公辦都更也成為泡影，侵占訴訟則進入最後一次最高法院審理階段，表面上溝通完全停滯，很可能只剩下日日春敗訴定讞、必須遷出文萌樓的結局。因此，日日春於今年（2015）8月底嘗試另闢蹊徑，在網路上發動「贖回文萌樓：募集10,000個好人客合購文萌樓」的新一波集資行動，希望透過10,000人次認領每股330元的方式，主動提供330萬的成本價，以敦促市政府加速「價購」文萌樓的談判。

結果，330萬再度發威。在不到一個月之內，「只」累積了2,773人出面認股，就超標籌出了348萬的「贖金」。這些表態相挺的合購人來自不同的社會位置和背景，除了學生、老師、家庭主婦、基層勞工、公務員、NGO工作者等身份，「其實還有很多是同樣受汙名者的相挺。」日日春秘書郭佩妤指出：「包括同性戀、跨性別，甚至是男女都有的性工作者，還有一些是小姐的孫子、孫女或姪女。」

今天（10/20）上午，日日春聯繫了8位認股人代表，一同前往台北市政府召開記者會，除了說明這一波行動的成果，也象徵性地將這份「大禮」贈送給文化局，呼籲市府有了市民的集資力量做為後盾，應該與屋主努力促成文萌樓古蹟公共化的美事。

市民已表態，市府怎麼辦？

據了解，與屋主議價收購文萌樓，原本是今年4月間文資委員再度審議屋主反覆寫不好的「古蹟管理維護計畫」時，文化局主動表明願意考慮的解套方法。然而，隨著6月間地方積極動員要廢除古蹟、高等法院更一審又判決日日春敗訴之後，這件事就沒了下聞。

「文化局拋出這個想法之後，我們再也沒有聽到任何動靜，所以今天直接把348萬送到市政府門前。」日日春秘書吳若瑩表示：「但出錢買，也要有人願意賣。在市場邏輯下，我們很難控制屋主要不要賣，或者他是否想抬高價錢、待價而沽，讓文蹟變成秤斤論兩的買賣商品。」

出面收下「禮物」的文化局二科科長林長杰表示：「因為涉及私人所有權，必須考量屋主的出售意願。如果有這個前提，無論是民間募款，或市政府編列預算，都不成問題。」他強調「之前屋主將溝通大門關閉」，但市府仍會出面或透過第三人與屋主洽談。不過，林長杰雖然表達市府「也希望這件事能圓滿結束」，卻提不出具體時程，只表示會再與日日春討論此事。

面對意料之中的回應，日日春秘書郭佩妤直言：「不要只是在旁邊拍手說好棒棒。」吳若瑩也說：「人民已經在前面打前鋒，既然市府也說文化是你重視的，就希望快點跟上。」

話雖如此，現實卻恐怕不容樂觀。「選前講了一畚箕，選後做嘸一湯匙！」前公娼秀蘭阿姨，一語道破日日春近一年來的無奈。吳若瑩指出：「柯文哲在選前承諾南港瓶蓋工廠、嘉禾新村都可以全區保留，又說願意處理文萌樓危機，考慮用公辦都更甚至徵收的手段來解決，但這些承諾無一例外，真的是無一例外，在上任之後一個一個全部跳票。」

從最近市府對南港瓶蓋工廠、嘉禾新村的態度，柯文哲是否已經習慣「事後說抱歉」，吳若瑩坦言非常擔心。事實上，保存運動走到目前這個階段，衡量各方面的狀況，「以拖待變」的確才是市府與屋主最可能形成的共識。只要撐到日日春被迫遷離文萌樓，接下來雙方只要說聲「非常遺憾」，就能各自從這場爭議中解套：市政府可以放心地通過屋主提出的管理維護計畫，宣稱文化局已盡到監督的責任；屋主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追求獲利，不論重新談判加入都更，或與地主台銀協商辦理容積移轉。

誠然，面對這一棟於法、於理、於情都很難被拆掉的老房子，即使鏟除了日日春，不論要都更或容積移轉，屋主仍然必須再花不少力氣去博奕，承擔一定的風險，才能真正實現獲利。相較之下，若得直接讓出所有權，比起政府強制徵收，價購當然是對屋主「比較」有利的方式，因此吳若瑩特別呼籲：「如果你真的發心想要維護這個古蹟。眼前真的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兼顧你的投資完全不會虧損，又能讓古蹟能長長久久地保存下去。」

可是問題在於，賭一把（拚都更或容積移轉）的報酬率，可以讓330萬的付出轉換成8位數以上的回收；價購，卻無論如何不可能談出接近的金額，「不會虧損」甚至「獲利了結」，恐怕都沒有足夠的吸引力。如果一切只談房地產的市場邏輯，獲利的槓桿左右挪移一下，差距如此明顯，屋主會怎麼選擇大概已是昭然若揭之事。

那「公共」還有沒有更積極介入的可能性呢？如果公部門願意不只是消極地依法行政，辦法總會有的。日日春促成2,773人的348萬合購募資，或許就是一個好的開始，如果能進一步發展，未必不能創造出一個政府與公眾協力合作的正面案例，但卡在這裡的問題只怕更加血淋淋：台北市民願意付出多少代價，留下一處公共的文化資產？

「抽到公托中心的機率，就像中樂透！」台灣低落的生育率反映了托育制度的問題，今天（10/21）上午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召開記者會，要求2016的總統候選人提出托育政策的藍圖，聯盟提出三項政策改革，分別是「加碼托育補助」，堅守合理的托育服務定價；在現有的居家保母登記制之上，建立「第二層保母遴選制度」，替家長把關；破除現有的托嬰中心法規，推行「社區公共保母」。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發言人王兆慶表示，現有托育法規分為「大型托嬰機構」與「小型居家托育」兩種。前者的問題在於建設機構耗費大量的金錢與行政成本，因此公托中心的數量非常少，且多集中在城市中心，多數人是「看得到吃不到」，而私托中心則因為高昂的收費提高了家長的托育成本；後者由於目前取得保母證照是「有職訓，無遴選」在上完一定的課程時數後，就可以登記從事保母工作的「登記制」，過於簡便的制度使得許多家長不放心把幼兒交給保母，需要建立更完善的遴選制度與收費管理，來達到普及、平價且優質的效果。

目前，聯盟認為，理想的「社區公共保母」指的是介於上述兩者之間，只照顧10名以下幼兒的小型育兒機構，較小的規模連帶降低了人事與硬體成本，方能夠促進企業建立附設的托育中心。然而現在卻會受限於法規，而無法實行，因此聯盟要求建立具可行性的公共保姆法規，找到「機構式」與「居家式」之外的第三條路。

婦女新知基金會主任覃玉蓉提到，目前台灣女性為了兼顧就業與家庭，多數會在事業與收入穩定之後才考慮生育，女性平均生育年齡也上升至31到32歲，而女性不敢生小孩的問題，覃玉蓉認為跟托育制度脫不了干係：目前的托育做不到「平價」與「普及」，使得生育門檻不斷提高。

他提到一位友人抽公托中心的經驗，戰戰兢兢做足功課並上網登記，抽到的機率仍然相當低，被形容「就像中樂透！」若沒有抽中公托中心，考慮私托中心的高價位以及居家保母採登記制衍生的管理問題，於是，抽不到公托中心、付不起私托中心又不放心交給保母的狀況頻傳，許多收入低的家庭因為選擇較少，母親只好辭職「回家帶小孩」，覃玉蓉批評這就是「托育階層化」的結果，輕鬆托育漸漸成為富人專利。要求總統候選人正視這些問題，才能讓民眾有條件生。

今年（2015）6月份，中華航空公司舉辦快閃活動與新制服發表派對，高調宣布新的空服員制服款式。不過，才過了四個月左右，空服員就「受夠了」新制服的鞋款設計。今天（10/21）下午，桃園市產業總工會與華航工會第三分會於華航台北分公司共同召開記者會，抗議今年8月正式更換的新款制服、制鞋造成空服員諸多不適，並提出「廢除新制鞋，發放代金讓組員自行購買素面皮鞋」、「廢除高跟鞋」以及「制服事務與三分會協商」等三項訴求。

記者會上，空服員秀出兩雙新式的制鞋，鞋跟7公分的「高跟鞋」，用於在機場行進時穿著；鞋跟3公分的「矮跟鞋」，用於機上執勤時穿著。機場行進的高跟鞋為求大批空服員的美觀與一致性，是採腳踝綁帶、圓頭的「瑪莉珍鞋」設計。然而，第三分會幹事蘇盈蓉表示，這個綁帶的設計讓空服員穿脫時相當不方便，所以多數空服員會自行修改，讓鞋子容易穿脫。

而飛機上執勤穿的矮跟鞋，雖然少了不便的綁帶設計，鞋跟也較低，但制鞋本來就並非針對每個空服員的腳型設計。蘇盈蓉說，過去舊款的制鞋是黑色素面矮跟鞋，空服員如果穿制鞋感到不舒適，就會自行到一般商店購買類似款、適合自己腳型與行走習慣的鞋款來替代，但現行的制鞋因為是華航設計款，買不到可替代的款式，只能硬著頭皮穿新制鞋，導致許多空服員發生拇趾外翻、腳趾扭曲的問題，就像是現代的「削足適履」。

據了解，第三分會已陸續在四次會議中針對制鞋問題發表過意見，然而華航僅允許空服員向公司提出醫療診斷書，並由公司開具「可以穿非制式鞋」的證明，方可換回舊版的黑色素面皮鞋。直到昨天，記者會前一天，才發布公告開放空服員穿著舊款黑鞋，直到新款制鞋設計出爐、全面完成換補為止，因此空服員也才暫時獲得自行轉換工作用鞋的彈性。

穿著矮跟鞋在機上執勤，就算只是「台北—香港」的短程航線，空服員也得要走上一萬步。蘇盈蓉表示，若是「台北—紐約」的最長航程，在機上的時間長達15小時，長時間穿著制鞋，對腳步造成的壓迫不只來自於鞋跟高低，更是因為制式鞋款非客製化，無法符合每個空服員的腳型需求。所以，制鞋最根本的問題還是來自於「制式」，也因此，即便華航現在允諾空服員可以先換回舊鞋，等到新的制鞋款出來時，同樣的問題，恐怕仍會再次發生。